猪头C的窝

两位美籍记者凌志美、李云娜终于顺利回国，美国对此事的态度，我是很欣赏的。

中午看cctv9的对话栏目，主持人也对克林顿的行动大加褒奖。对此，我感慨良多。姑且不论这次行动背后是否有更深刻的政治目的，单纯从美国人对本国公民的重视上看，的确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不知是不是从小学外语，被外语语法整疯了，中国人对能说一口流利外语的金发碧眼的外国人天生有好感。普通话可以说得不标准，但英语四六级是一定要过的。这些年还有所改善，前些年如若四级考试差几分，那你就休想拿毕业证，管你学的是会计还是古汉语。有教授提出质疑：学古汉语的为什么要讲一口流利的英语？答曰：促进国际交流。想起来就好笑，如果美国人、英国人讲古汉语，那今天我们还用辛辛苦苦学英语吗？

这种天生的好感延伸到各个行业，就有点让人哭笑不得了。

记得03年暑假从英国回来途经深圳罗湖口岸，由于手上拿的行李较多，填写出入境申请时没有注意，错填了一份缺页的表格。罗湖口岸的工作人员居然拿着我的护照甩出窗口，一副居高临下的口吻对我说：“你搞什么啊？填表格的时候不会好好看看吗？知不知道这样浪费了我们多少时间？”当时寻思着问题出在自己身上，也没好说什么，领了新表格重新填写好，然后重新排队等待入境。正排着，就看到几个工作人员指引着一对外国夫妇通过绿色通道优先办理了入境手续，从罗湖口岸入境进了深圳。

我当时竟连气都气不起来了！感情是物以稀为贵，作为人口第一大国的中国拥有泱泱十三亿人，不稀罕本国国民了？就连一尺之隔的香港，绿色通道都只为本港居民设置的，而几步之遥的深圳罗湖口岸，竟百般刁难自己的同胞回家！

事隔一个月，假期结束回英国的时候，由于我的学生签证时效为两年，在伦敦希思罗机场享受等同于英国国民的待遇，第一次没排队走了回绿色通道。只是这绿色通道走得我浑身难受，每跨出一步仿佛都能听到罗湖口岸工作人员的训斥……

之后，我还从北京入过一次境。看着工作人员毫无表情的脸和排队等候入境同胞焦急的面孔，因终能回家而兴奋不已的心突然充满失落感。

去年，一朋友从新西兰回国看奥运赛事，也途径罗湖口岸。入境后打电话给我报平安。我顺口问道：“入境还顺利吗？”“顺利啊！工作人员态度特别热情。”朋友一顿称赞。我愣了一下，很是纳闷：为什么我碰到的工作人员都拉着一张死脸呢？突然想起来，这家伙拿的是新西兰护照！朋友感觉到电话这头的我情绪不对，忙问：“怎么了，出什么事了？”我恶狠狠的回了句：“这是人民内部矛盾，你这个假洋鬼子不会懂的。”

若说要严把国门关，咱入境时受点气也还能忍忍。可在自家的土地上，我也常受莫名其妙的“国籍”歧视。

一次在广州白云机场转机回家，趁着飞机没来的空闲打算买张IC卡打个电话给父母报平安。不知是因为旅途劳累使我看起来万分憔悴毫无人样还是我的普通话说得太标准一听就是外地人，机场的售货员径直绕过我去招待我身后一外国大叔了！看着外国大叔欢天喜地抱着大包小包离开免税商店，我恍然大悟，难怪家长天天强调要学好外语，原来外语真的这么有用。幸好我除了会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还会一口流利的粤语和一口自认为还算流利的英语，不然恐怕我连一张IC卡都买不到……

有时候在北京街头碰到外国人用英语问路，我常常语塞，不知是回答还是不回答、是用英语回答还是用中文回答才好。中国人出国，只能拼了命的学别人的语言，在别人的地盘上从来没享受过用中文问路的待遇。再看看美国人、英国人、新西兰人、澳大利亚人……他们来中国旅行，从来没考虑过语言不通的问题，除了少数热爱中国文化的外国友人会学几句日常中文，大多数甚至连一句简单的“你好”都不打算学。在他们看来，不会中文不要紧，因为中国人会英文。

我从来没有为自己的英语不错而沾沾自喜，相反的我一直为自己的语文成绩优良骄傲。中国的汉语言文化，是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没有被中断的，何等的值得夸耀！

只可惜，“久居兰室不闻其香”。久居于斯，我们开始觉得冗长的古文是旧时代遗留的文化垃圾，开始觉得拿刀叉吃牛排比用筷子夹菜更进步，开始愈发看重外国人的地位看轻自己的重要性。其实，最值得骄傲的是自己的文化，最值得自豪的是自己的国家，最值得珍惜的是自己的国民！中国人，有一百个一千个一万个理由热爱自己的祖国；中国，有一百个一千个一万个理由重视自己的子民。

国民大国天啊！

最近一直在关注胡斌飙车案。倒也不是刻意去关注的，只是网友们骂声一片，想不去关心都难。

记得胡斌飙车案一审结束的时候，有记着采访谭卓的母亲，谭母边哭边说：“我觉得法院判轻了，应该判处胡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谭母的遭遇的却令人痛心，但胡斌的所作所为真的足以达到“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吗？胡斌真的那么十恶不赦，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吗？我个人觉得，在杭州飙车案中，胡斌也是个受害者。

我国刑法有三大基本原则：罪刑法定原则、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以及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这三大基本原则贯穿刑罚始终。

罪刑法定原则即：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杭州飙车案后，不少市民认为，仅用交通肇事罪处罚胡斌不足以安慰死者家属。可惜我国《刑法》又没有一条：“光天化日在繁华街道飙车者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的规则，按照当时的情况，胡斌面临的是交通肇事罪的起诉，于是人群哗然：撞死个人才判三两年，一条人命就那么不值钱吗？于是媒体开始蠢蠢欲动，法学家也开始想方设法展示自己毕生所学，在法理上给胡斌扣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大帽子。但是诸位法学家们，不要忘了，罪刑法定原则明令禁止类推解释，当然，法律不反对对当事人有利的类推。不过相信稍有文化的人都能看出，这样的类推对胡斌一点益处都没有。

姑且不说将飙车行为纳入危险方法的范围是不是类推好了，单从构成要件该当性来讨论胡斌的行为是否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我们就不难看出，胡斌真的没有那么十恶不赦。首先，构成该罪，主观上要求“故意”。胡斌主观上有故意的心理吗？没有，根本没有。相信胡斌在出家门的时候从来没有这样想过：“老子我今天非撞死个人不可，今天不撞死个人老子我就不回家！”既然胡斌从来没有这么想过，那么又哪来的“故意”，哪来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呢？连构成要件该当性都不满足，那我们就更不用讨论什么违法性，可责性了，胡斌他就压根儿构不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

接下来我们看看另一个基本原则：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幸好一审法官明白事理，仅以交通肇事罪判处胡斌有期徒刑三年，不然我就要为胡斌大呼：你受委屈了！我一直很好奇为什么媒体会如此关注杭州飙车案，认真思索后得出一结论：该案可报道性强。杭州飙车案结合了现下民众最关心的热点：富二代，80后，飙车致他人死亡……每一个新鲜热辣的看点都极其符合观众的胃口，现成的好莱坞大片似的桥段，有需求有市场，媒体不报道他报道谁啊？为了顺应民声，媒体一边煽风点火，一边穷追猛打，不断制造出“假证据事件“、“高额赔偿买罪事件”、“庭审替身事件”赚足观众眼球。在众人一边倒的声讨声中，什么理智，什么基本原则早已不再重要，媒体群众矛头一致，在谭母声声哭诉中，联手誓将胡斌置于死地而后快。

要求群众冷静，期待可能性太小，但媒体呢？媒体的职责是什么？媒体的职责是舆论监督，而不是以制造舆论谴责来干涉司法自由。媒体不是刽子手更不是救世主，不应起杀人或救人的作用。但现今许多全国震惊的大案要案中我们都能看到媒体推波助澜的痕迹，许霆案就是个典型的例子。（虽然我个人也觉得死缓是重了点）

设想一下，如果胡斌不是富二代，开的不是改装过的三菱跑车，撞死的不是浙江大学的高材生，而是个身无分文的打工仔超速开着辆拉水泥的东风大卡车撞死了路边乞讨的乞丐，大家还会付出那么多的精力关注此事吗？不会！这种事情每天都在发生，但我们却从来没有兴趣了解一下，更别说天天关心了。同样的后果，法官以交通肇事罪判处打工仔三年有期徒刑，会有人不服吗？会有人替死者喊不值吗？为什么仅仅是换了个主角，就什么都不同了呢？适用刑法人人平等怎么放在个富二代的身上就不起作用了？富二代不应该成为加重量刑的情节啊！有钱人就活该被判重刑，那这个社会就不用发展了，咱都去当穷光蛋得了。

看来今后想要真正的司法自由，先过了媒体这关再说……

最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顾名思义，该原则要求刑罚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这就是说“犯多大的罪，便应承担多大的刑事责任，法院也应判处其轻重相当的刑罚”。既然胡斌根本没有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那判处他三年有期徒刑就是合理的，是符合刑法原则的。

胡斌仍是个大学尚未毕业的孩子，以后要走的路还很长，出事后他并未逃逸说明其主观恶性不大，尚有改造的余地，为什么大家不能给他个机会呢？谭卓的死已经很不幸了，为什么还要硬生生的毁掉另一个孩子的人生呢？放过胡斌吧！

Ps：俺不认识胡斌，只是单纯的觉得他很可怜。至于报道上说，出事后胡斌态度嚣张啥的，我相信除了当事人谁都难辨真假，那又何必抓着不放死缠烂打呢？特别是过后网上自发的人肉搜索，打搅了多少无辜者的平静生活啊！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不要让一个人的错误演变成一个民族的悲剧，胡斌案，该平静了！

所谓“琴、棋、书、画”当中的“琴”，是我国历史上最古老的弹拔乐器之一，现称“古琴”或“七弦琴”。古琴的制作历史悠久，许多名琴都有文字可考，而且具有美妙的琴名与神奇的传说。其中最著名的是齐桓公的“号钟”、楚庄王的“绕梁”、司马相如的“绿绮”和蔡邕的“焦尾”。这四张琴被人们誉为“四大名琴”。

号钟

　　“号钟”是周代的名琴。此琴音之宏亮，犹如钟声激荡，号角长鸣，令人震耳欲聋。传说古代杰出的琴家伯牙曾弹奏过“号钟”琴。后来“号钟”传到齐恒公的手中。齐恒公是齐国的贤明君主，通晓音律。当时，他收藏了许多名琴，但尤其珍爱这个“号钟”琴。他曾令部下敲起牛角，唱歌助乐，自己则奏“号钟”与之呼应。牛角声声，歌声凄切，“号钟”则奏出悲凉的旋律，使两旁的侍者个个感动得泪流满面。

绕梁

　　今人有“余音绕梁，三日不绝”之语。其语源于《列子》中的一个故事：周朝时，韩国著名女歌手韩娥去齐国，路过雍门时断了钱粮，无奈只得卖唱求食。她那凄婉的歌声在空中回旋，如孤雁长鸣。韩娥离去三天后，其歌声仍缠绕回荡在屋梁之间，令人难以忘怀。
　　琴以“绕梁”命名，足见此琴音色之特点，必然是余音不断。据说“绕梁”是一位叫华元的人献给楚庄王的礼物，其制作年代不详。楚庄王自从得到“绕梁”以后，整天弹琴作乐，陶醉在琴乐之中。
　　有一次，楚庄王竟然连续七天不上朝，把国家大事都抛在脑后。王妃樊姬异常焦虑，规劝楚庄王说：“君王，您过于沉沦在音乐中了！过去，夏桀酷爱‘妹喜’之瑟，而招致了杀身之祸；纣王误听靡靡之音，而失去了江山社稷。现在，君王如此喜爱‘绕梁’之琴，七日不临朝，难道也愿意丧失国家和性命吗？”楚庄王闻言陷入了沉思。他无法抗拒“绕梁”的诱惑，只得忍痛割爱，命人用铁如意去捶琴，琴身碎为数段。从此，万人羡慕的名琴“绕梁”绝响了。

绿绮

　　“绿绮”是汉代著名文人司马相如弹奏的一张琴。司马相如原本家境贫寒，徒有四壁，但他的诗赋极有名气。梁王慕名请他作赋，相如写了一篇“如玉赋”相赠。此赋词藻瑰丽，气韵非凡。梁王极为高兴，就以自己收藏的“绿绮”琴回赠。“绿绮”是一张传世名琴，琴内有铭文曰“桐梓合精”，即桐木、梓木结合的精华。相如得“绿绮”，如获珍宝。他精湛的琴艺配上“绿绮”绝妙的音色，使“绿绮”琴名噪一时。后来，“绿绮”就成了古琴的别称。
　　一次，司马相如访友，豪富卓王孙慕名设宴款待。酒兴正浓时，众人说：“听说您‘绿绮’弹得极好，请操一曲，让我辈一饱耳福。”相如早就听说卓王孙的女儿文君，才华出众，精通琴艺，而且对他极为仰慕。司马相如就弹起琴歌《凤求凰》向她求爱。文君听琴后，理解了琴曲的含意，不由脸红耳热，心驰神往。她倾心相如的文才，为酬“知音之遇”，便夜奔相如住所，缔结良缘。从此，司马相如以琴追求文君，被传为千古佳话。

焦尾

　　“焦尾”是东汉著名文学家、音乐家蔡邕亲手制作的一张琴。蔡邕在“亡命江海、远迹吴会”时，曾于烈火中抢救出一段尚未烧完、声音异常的梧桐木。他依据木头的长短、形状，制成一张七弦琴，果然声音不凡。因琴尾尚留有焦痕，就取名为“焦尾”。“焦尾”以它悦耳的音色和特有的制法闻名四海。
　　汉末，蔡邕惨遭杀害后，“焦尾”琴仍完好地保存在皇家内库之中。三百多年后，齐明帝在位时，为了欣赏古琴高手王促雄的超人琴艺，特命人取出存放多年的“焦尾”琴，给王仲雄演奏。王仲雄连续弹奏了五日，并即兴创作了《懊恼曲》献给明帝。到了明朝，昆山人王逢年还收藏着蔡邕制造的“焦尾”琴。